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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云中記》:用頌歌書寫死亡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李菁  2019年06月06日08:59

大地震動

只是構造地理

并非與人為敵

大地震動

人民蒙難

因為除了依止于大地

人無處可去

——《云中記》前言

 

十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阿來正在家中伏案創作長篇小說《格薩爾王》。世界開始搖晃,窗外的群樓搖搖擺擺,吱嘎作響,一些縫隙中還噴吐出股股塵煙。他意識到,這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時的幻覺,而是真實的地震。近兩個小時后,隨著通訊漸漸恢復,阿來才得知,這次地震八級,受災范圍從南到北綿延汶川、北川、青川。嚴重破壞地區超過十萬平方公里,大量人員傷亡。

在街心花園,阿來看到許多人組成了人體的屏風,佑護一位即將臨盆的孕婦生產。再往前,每一輛獻血車前都排起了長龍。救災隊伍正在集結開拔。平時喧鬧的人群都有種莊嚴的沉著。阿來打電話要求參加青年聯合會的志愿者隊伍,但因為體能和年齡而被拒絕。在成都的西門汽車站,他終于見到本在震中地段公路跑長途,卻奇跡般帶著一車乘客毫發未傷地走出重災區的三妹和去找尋三妹的妹夫。阿來以為自己會流淚,但是沒有。三人以超乎尋常的平靜,講述著如何在長夜里穿行幾十公里險象環生的山路。一路上,很多房倒屋塌的老百姓,在露天用大鍋熬粥,周濟艱難跋涉的人群。阿來決定,去汶川。

通常,成都到汶川只需要兩個小時的車程。現在,近路斷絕,繞行的路線只能是800里山路,需要整整兩天。路上,余震不斷,阿來的車至今還留有被兩顆落石砸中的傷痕,一處在擋風玻璃上,一處在引擎蓋上。修車時,阿來特意囑咐把大傷平復,小傷留下。越靠近災區,越是瘡痍滿目。青川縣東河口,山體崩塌,一村四個村民小組和一所小學共700余人全部掩埋。踩在從地層深處翻涌出來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埋葬了一個曾經美麗的村莊。

這時,阿來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寫作。他只是想盡量地看見,和災區人共同經歷,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盡一點微薄力量。

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對這場地震的關注漸漸消退。阿來與三個四川作家發起的捐款逐漸有30多位朋友加入,金額近百萬,原本大家想捐一所希望小學,因為募捐資金不夠等問題而擱淺,最終作了獎學基金。阿來重新回到書桌前,繼續那部中斷已久的長篇小說寫作。

很多作家投入地震題材的書寫,散文、詩歌等不同體裁作品層出不不窮。阿來也想寫,卻感覺無處下筆。他在想,創作時會不會有意無意帶上災民心態?自己的文字又能增加點什么?阿來又寫了幾本書,但都不是寫地震,卻一直帶著地震給他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暫,不能用短暫的生命無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阿來用同樣的姿勢,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創作新的長篇小說。此時,城里響起致哀的號笛,在長長的嘶鳴中,阿來突然淚流滿面,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十年間,經歷過的一切,看見的一切,一幕幕重現。他關閉了寫了一半的文稿,新建立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注定要消失的人和村莊。他要用頌詩的方式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讓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

《安魂曲》

向莫扎特致敬。寫作這本書時,我心中總回想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云中記》

5個多月以后,《云中記》完稿。27.8萬字的小說沒有戲劇性沖突,沒有人物沖突,人物關系很簡單,只是講述一名叫阿巴的祭師回到一座遭遇地震行將消失的村莊,他與逝去的亡靈為伴,最終和村莊一起消失的故事。“云中,是汶川地震中一個消失的村子的名字,也是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阿來說,“世界上有很多令人傷心的事情,我們的靈魂需要美感。”他拒絕用“哀嚎、痛哭”等中國人慣常對待死亡的態度進行地震題材的創作,而是尋找更莊重、更有尊嚴的方式,探尋生命的本質和意義。

這種感受要追溯到“5·12”地震的第二天。由于晚上沒有地方住,阿來睡在吉普車上,仰望滿天星光,背后的河谷里有挖掘機在作業,偶爾不遠處傳來遇難者家屬的哭聲。他突然想到,為什么中國傳統文化中,拒絕討論死亡,面對死亡只有哭泣和悲痛?仿佛除了哭聲,生者無法對死亡進行其他儀式性表達,中國文化中任何一首歌曲都會對死亡形成褻瀆。阿來睡不著,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悲憫、莊嚴的旋律逐漸升騰,無限接近星光,他感到那些逝去的生命正在升華。阿來意識到,中國自古以來關于悼亡的文字,一直缺乏如《安魂曲》所具有的力量。如果人們可以參透死亡,對生命本質有更深入的認知和體會,那么遇難的死者就沒有白白逝去。多年來,阿來一直在思考生命,思考死亡,尤其經歷巨大災難后,作為幸存者經過這樣的洗禮究竟得到了什么。創作中,《安魂曲》像低緩凝重的河流,一直在阿來心中靜靜流淌。

歐陽江河與阿來同為古典音樂迷,最喜歡聽的也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據歐陽江河介紹,《安魂曲》是莫扎特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他自己只完成了前八節,帶有濃郁的死亡暗示。書中當阿巴尋找那些鬼魂時,實際是尋找死后的自我,這一伏筆與《安魂曲》成為對位關系。帶著對音樂史的了解,歐陽江河讀出了大量語言之外的音樂,如調性的轉換,還有書中不同章節和《安魂曲》一些奇妙的對應,像經典音樂的“全和弦”與小說中部設置的“第三者”之間的呼應等。他還分享了關于音樂的奇異經驗,當聆聽音樂的不同版本時,時間沒有變慢,音樂變慢了,在音樂變慢的過程中,時間逐漸非均制化。將這種時間的變化帶入文學寫作后,敘述變得優美生動,如同被施以魔法。

懷著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與追尋,《云中記》是一部神圣的生命頌歌,而非僅僅悲天憫人。李敬澤說,汶川地震只是這部小說的源起和出發點,而非目的地。云中村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象征著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自然災變或歷史災變。小說以追憶和召喚的語調,通過召喚重建當下生活的意義。胡平將《云中記》創作歸結于“靈魂層面”的寫作,封面上寫到“大地震動只是構造地理,并非與人為敵。大地震動,人民蒙難,因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無處可去”,生命不因為地震而死的卑微,而是更讓人們感到在悲劇性命運前生命的莊重。小說中所塑造的祭師阿巴是中國當代文學少有的“殉道”形象,精神性寫作所涉及的真理、真相、正義等在世俗眼光中或許是虛無縹緲的,但卻成為人們的精神寄托。祭師表面是在安撫鬼魂,實則安撫活著的人,讓他們能夠重拾生存的意志,好好活下去。

或許是看過太多的淚水和哭嚎,阿來不愿意再讓悲痛的情感無節制地流露在書中,他更愿意將目光移向大地,深情描述被自然破壞的滿目瘡痍的大地,還有人的體面、尊嚴和沉默。

回望

如果《塵埃落定》展現的是藏地勢不可擋的現代化進程,那么《云中記》則是阿來的一次停頓和回望。小說中,當阿巴聽到了一個不是用云中村語言講的新詞的時候,感慨到,“我們自己的語言怎么說不出全部世界了,我們云中村的語言怎么說不出新出現的事物了”。正如岳雯所言,語言的問題,永遠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而是概念、觀念以及隨著新的概念與觀念涌入的現代事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云中記》延續了阿來自《機村史詩》的思考,即現代性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了中國鄉村的面貌,或者說,一個古老的藏族鄉村徘徊在現代世界與舊傳統之間。

歐陽江河將書中內容分為“地質時間”、“文化時間”、“新聞時間”。千年以來地質運動稱為地質時間,從《塵埃落定》到《空山》《瞻對》,阿來所使用的語言、時間觀念,對生命的態度、宗教的態度、對天人關系的態度,這些構成了文化時間。新聞時間則是地震發生的時刻。這三重時間的重疊構成了“眼淚的語言”,落淚不僅是情緒的反映,還是一種語言。在小說中,亡靈的語言是存在的。當下的人們只聽命于由未來和進化論的現代性構成的時間觀,即現在比過去重要,未來比現在重要,這種觀念無法讓人類理解、追溯自身存在的根本。人類在死后為世界留下的不僅僅是房子和莊稼,還有精神、信仰,有對生命、對死亡的理解。小說中祭師回到云中村的時候,通過招魂將往事一一召喚回來,并與自己形成的對話,這種情況下,現代性話語是蒼白無力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將苦難轉化為更為崇高的情感的能力,只能集體失語。

張清華認為,村莊的消失來源于兩種力量,一種自然的力量,一種是文明本身的力量。文明自身有著內在的、自我破壞的邏輯 。阿來自始至終關注的是文明的悲劇和自我毀滅。作為古老藏族文明的書寫者,他固執地以反現代的姿態回到創傷、回到災難之中,通過和亡靈的對話,撫平亡靈的創傷,也撫平自己的創傷,希冀以此解決災難發生后生還者的肉體、生命、精神、價值何以歸依的問題。

面對鄉村的現代化進程,阿來始終秉持著肯定的態度,認為現代化更多在于傳統鄉村的解構與新型鄉村的重建,文學不能只講凋敝而不注意新生事物。在《云中記》中,阿來通過描繪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之間隔斷的打破,對現代社會進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岳雯則將阿來與19世紀的現代主義者相提并論:他們既是現代生活的支持者,也是現代生活的敵人,傳統和現代是世界的一體兩面。書中雖然用電喚醒了阿巴,但真正讓他醍醐灌頂看懂這個世界的是老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現代文明只能讓人醒來,卻不足以獲得智慧,只有傳統的加入才能讓人通透,清亮。

“他想,人死后,可以變成一棵樹嗎?要是可以變成一棵樹,那他就變成一棵樹好了。變成一棵云杉,冬天的針葉堅硬,春天的針葉柔軟。就那樣和山上那些樹站在一起。變成一棵在風中喧嘩的樹,變成一棵畫眉和噪鹛愿意停在上面啼叫不休的樹。變成冬天里,一群血雉擠在茂密枝條間躲避風雪的樹。變成一棵如果得了病,啄木鳥愿意飛來醫治的樹。” 故事的最后,阿巴決定和村莊一同消失,與自然融為一體。岳雯說,《云中記》的價值,正在于其恰如其分地呈現了生與死、光明與黑暗、自然與人類等彼此依存、互相轉化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講,阿來也扮演了小說中阿巴的角色。不同于阿巴用祭祀的方式安慰亡魂,安慰所有的幸存者,當阿來用舒緩輕逸的文字描述萬事萬物的新生與死亡的時候,讀者也感到了極大的安慰。阿來相信文學最重要的是展現人生況味, “我愿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

作為阿來的老朋友,邱華棟和李舫都聊起了自己眼中的阿來。在邱華棟眼中,阿來是一座“四面佛”,詩歌、散文、小說、非虛構寫作信手拈來。他還具有強大的行動能力,大家都看到他寫作的勤奮,卻沒有看到行走的勤奮。據李舫講,阿來每一部小說、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是行走。“阿來總說他喜歡觀察,喜歡行走,喜歡勘探,也喜歡在沉吟中思考,還說這是笨辦法。其實這是一種寫作中還原在場的方式,我認為他在這部小說中又重新找到了十年前的在場,非常不容易。”

如今,阿來年復一年壓在心頭的沉重記憶,終于以另一種“回現場”的方式讓內心的晦暗照見了光芒。“后來有人問地震經歷對我有多重要,或者在情感上有多強烈,我說僅次于年輕時的戀愛吧,在心里摁下去后又浮起來。現在好了,心里總惦記的東西終于結束了,對我來講是種自我解脫,雖然過程是過分的血腥、殘酷、沉重。”如果再多說一句,他只說,喜歡自己用頌歌的方式書寫了死亡,喜歡自己同時歌頌了造成人間苦難的偉大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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