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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中憲長篇小說《花言》:在“說”與沉默之間

來源:《同代人》 | 李壯  2019年10月25日14:42

姬中憲給自己的長篇小說新作起了一個看起來有些費解的題目:《花言》。放在如今浩如煙海的長篇小說生產隊列之中,這顯然不是一個以“抓人眼球”見長的題目,因為它不提供任何實質性的信息提示(這也就意味著,它無法像“XX記”或“XX故事”這樣的題目一樣,明晃晃地把期待視野和特定模板的好奇心預先拋擲給讀者),不提供鮮明而富有沖擊感的意象聯想路線,甚至干脆都不是一個完整的詞——“花言”,是花在說話嗎?或者理解得象征一點,是跟花有關的故事嗎?事實上,當我們把小說讀到一半——或許三分之一就夠——我們便可以充分地理解題目中這兩個字的真正寓意。它其實是把一個完整的詞(成語)劈作了兩半:“花言巧語”,留下了前兩個字。

換而言之,這是一部關于“說”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我”真的是一直在說說說說說——更要命的是,他所有的話還都是對著同一個人,那個無處不在的“你”、那個遙遠而青澀的早年戀人,并且還長篇大論不分段!因此,在閱讀的過程之中,我有時真的不知道對于這位承受了如此多話語傾瀉的“你”,該報以羨慕還是同情的態度。老實講,我已經很少在當下的中國小說里見到如此富有表達欲的人物了,今天的小說人物大多數時候都是沉默的(或者只說些無關痛癢、繞圈打謎的話),面對著不容置喙的現實秩序和過于復雜的生活,他們常常顯得不知從何說起甚至不知怎樣自我申辯。于是,人物只好像魯迅先生筆下那預言著告別的影子一樣,在故事情節背面遍布的微妙縫隙里“徘徊于無地”,竄來竄去、四處摸索而又無話可說。而姬中憲筆下的“我”卻顯然是有話可說的,在此意義上,我認為這是一部永遠可以不完結的小說,就像給阿基米德一根足夠長的杠桿他就可以撬動地球一樣,如果給姬中憲足夠長的時間和篇幅,小說里的“我”似乎也足可以憑一張嘴把地球說炸。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說”與“說”之間的不同。成功學的雞湯催肥是“說”,街邊的出價還價撒潑吵架是“說”,甚至傳銷洗腦也是純正而極端的“說”。這些“說”是輕浮甚至有害的,它們在本質上更像是純粹的能量損耗和意義稀釋。而《花言》里的“說”卻時時刻刻帶著一重沉郁、沉重甚至沉痛的意味。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姬中憲把“花言巧語”這個詞拆作兩半之后,保留的是前一半:“巧語”顯然帶有輕浮的意味,它讓我們想起技巧、欺騙、偽裝精致的功利性與目的性,似乎在印象色調上接近于我們常說的“忽悠”。而“花”字則因更多義的聯想可能而顯得比較中性。姬中憲筆下“我”的“說”跟“忽悠”沒有什么關系。那是一種壓抑太久之后爆發出的報復性、甚至病態性的表達,這種表達是真切的、充滿痛感的、反目的性的(甚至是失控的),我們可以想象以這種方式說話的人眼中一定是迸散著譫妄的迷亂而不是凝聚著算計的賊光,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為了給自己的錢包口袋里多裝進一點什么、相反卻是在把自己的靈魂一點點掏空。這是一種自毀式的語言活動,它甚至帶有某種無形卻無處不在的虛無色彩。在這一點上,小說主人公的話語方式倒是真的有些貼近直觀字面意義上的“花”也就是那類植物——那是一種指向毀滅的瞬間爆發,像花朵在絢爛至極的綻放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零落成泥,把“色”與“空”如此和諧地鑄成了時間這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這個篇名想當然地理解成“花的故事”甚至“花在說話”,似乎也竟是沒有錯的。

現在回到故事情節,也就是“說”所指向的具體內容。這內容也同樣有些“花”的意味——當然不是花心的花,而是那類植物,那種寄托在自然形態上的美與凋零。小說的情節本身說來倒也簡單,“我”在經歷一段極其糟糕、充滿爾虞我詐的婚姻之后,深陷在離婚訴訟的泥潭之中。這時,“我”意外地與早年的戀人重新取得了聯系,恰巧對方(小說中的“你”) 同樣面臨著婚姻不幸的問題。于是如干柴烈火一般,兩人迅速陷入了如膠似漆卻又無法公開(無法取得“名”)的情感關系。隨之如火山般噴涌而出、不得不以極端的“說”的形式重見天日的,還有與早年戀情息息相關的無數青春往事、故鄉人事。常見的“久別重逢”主題,這不是什么特別有新意的框架模板。然而有意味的是,姬中憲將主人公“我”的年齡設置在40歲上下,并將所有的毀棄與重逢,同中年男人的隱秘心境摻混在了一起。我們看到,小說推進展開的過程,其實并不是以“我”和“你”的關系為線索——姬中憲對不同時空情節的敘述是以掰碎重拼的方式展開的,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費好大的力氣才能拼出這個并不復雜的愛情故事的全貌、原貌,同時也就意味著,許多故事情節意義上的“結局”至少是“關節點”,都已經被預先張揚過了——因此,所謂的“情節轉折”“矛盾沖突”無法為小說持續注入實質的運行動力。實際上,故事是在某種特定情緒的演變和剖白中,持續獲得著自身向前、乃至向深發展的動能。這種情緒,從表層講,就是人到中年逐漸感受到的那種疲倦、焦慮,那種曾以為順理成章的美好正從生命中漸漸灑漏一空的無望感。從深層講,其實更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站在世界面前、不斷地接近和窺破生存那悲劇性的真相(以及丑陋的本相)時,內心最后的掙扎。

在此意義上,我們是容易被小說的前半部分所欺騙的:姬中憲讓我們最先看到的,是干柴烈火、是舊夢重溫、是濃得化不開的男女之情。但這些其實只是表象。隨著故事的深入,那種悸動的、抽搐的、神經質的語氣漸漸平息,緩緩傾訴的調子浮了起來。我們會看到,小說中的“我”和“你”其實陷入了一種成熟后的深刻哀傷:曾經美好的事物開始凋零,曾經信仰的價值已漸次崩塌,在熟稔于這個世界的同時,主體自身也與這世界落入了相同的腐爛循環。因此這一段戀情,從一開始就并不僅僅是男歡女愛這么簡單。它關涉著強烈卻難以啟齒的孤獨感、失落感、恥辱感,或者說,它在實質上是一種無望的反抗,人物試圖以瞬間的反常叛逆來對抗自由落體運動乃至重力原理——只不過征用的是愛情的軀殼。

這也同樣可以解釋,為什么當《花言》一次次以貌似“離題”的方式,講起了老同學的故事、親戚姑姨的故事、“你”現任丈夫一家的故事、甚至“我”結婚離婚前前后后的故事,我并不覺得敘述有所跑偏,反而恰恰覺得作者是以故似不經意的方式點到了正題。我強烈地感覺到,在人物滔滔不絕的“說”背后,深藏著太多的不可言說、太多五味雜陳的沉默,這沉默甚至已遠遠逸出了“婚姻”“戀情”這些在《花言》里看似比天還大的字眼的勢力范圍。這沉默根植于世俗生活經驗的浩瀚土壤、根植于人到中年之際一言難盡的世事洞察和自我省思,在此刻,卻是通過滔滔不絕的“說”的形式——這確實有賴于“你”和“我”重逢的具體機緣——以相反相成的樣子爆發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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