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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明評麥家:恥之重與歸家的解脫

來源:《南方文壇》 | 陳曉明  2019年10月27日12:08

麥家養氣靜心數年,讀書、思考、寫作,近期出版《人生海海》,風格與品性與他過往的作品有所不同。但是,麥家是一位風格標識非常鮮明的作家,當然還是有他一以貫之的個性氣質。多年前的《解密》《暗算》《風聲》就以他自己獨有的從軍經歷所體驗到的某種人生經驗,他能進入幽暗的通道寫作。他擅長在特殊的境遇中,甚至在軍事的氛圍中,準確把握一種生存事相,在黑暗中寫作使他獲得了一種形而上的意識,或許還帶有一種憂患意識,那是常人所不能輕易洞察、洞悉、領悟的那種復雜性和神秘性。所以他的作品總是觸及生存世界和命運的幽暗之處。這是麥家小說最為獨特和吸引人的地方。

當然,作家能夠寫敞亮的方面,始終追求敞亮,即使寫再陰郁失敗的人生,也能寫敞亮,寫得特別地透徹,總有明亮的氣質不斷躍動出來,這是一種作家。例如,蘇童和阿來,無疑他們的作品和風格是極有魅力的。另有一種作家能夠寫出幽暗,能夠把那種人生推到一條狹窄的道路上去,讓他們在命運的繩索上行走,甚至在刀鋒上行走,那種陰郁、幽暗驚心動魄。余華曾盛贊麥克尤恩說,他是在刀鋒上行走的人。實際上余華何嘗不是刀鋒上行走的人呢?那是惺惺相惜。麥家又何嘗不是在刀鋒上行走?麥家有一部小說名字干脆就叫《刀尖》,此外還有《風聲》《風語》,在刀鋒上行走,耳邊只有風聲風語。麥家的小說沉入幽暗,他的小說是用來聽的,他總是引導你去聽,在黑暗中聽到這個世界發出的低語。麥家在他的小說道路上孤軍深入,走得很遠,仿佛他的每次寫作都要繃緊自己的神經。他把自己逼到懸崖上,抵達黑暗處,寫作才落下來,小說才會呈現出那種內在往里走的幽暗和那種細膩的東西,而且能夠擰成一根線。

這就像古希臘神話里的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用那根線把雅典王子忒修斯從迷宮里面引出來。讀麥家的作品,你會感到有一根線,把你引向迷宮的深處,但是他不負責把你引出來。這次我讀到他的新作《人生海海》,我感到麥家要用一根線把大家從幽暗里帶出來。這是讓我驚異的地方,這就是他的《人生海海》和過去的作品不一樣之處。從過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麥家會利用一種氛圍、一個事件或一個圈套來建立起謎一樣的故事的整體性,人物被放在結構里面才起作用的。《人生海海》角度調整了,是以人物來帶結構,而且帶得這么自由,甚至帶得有點輕松和放任。例如,小說的后半部寫得特別放松,有一種回歸,是一種歸家的感覺。這個讓我非常驚異,他過去的小說不是這樣的,他是一直把你逼到絕路上。但是這次,麥家突然間要出來,他要歸家。

《人生海海》是一部很豐富的作品,這篇短文可能不一定能把握得那么準確,但是這部小說很明顯要回到人本身,緊緊抓住人,抓住生命,抓住生命本身。麥家這次通過一個人一生的遭遇來展開故事。所以我覺得這點特別讓我驚異。他要去探究生命、人和家的歸宿的這么一種關系,這是讓我感到《人生海海》值得重視之處。

麥家這次落筆處在他的家鄉(當然只是類似的家鄉),那是一個蔣姓的雙家村,小說開篇筆頭就對準了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這個人當過國民黨,理所當然是反革命分子,他被解放軍鎮壓送回村里,理所當然遭受到群眾斗爭,但是,群眾一邊斗爭他,一邊巴結討好他,甚至尊重他。誰家生什么事,村里出了什么亂子,都會去找他商量,請他拿主意。當然,最奇怪的是他是太監,據說那地方少了東西,但是,小孩子們經常偷看那個地方,好像還是滿滿當當的,有模有樣的。大家叫他“太監”,但“太監”另一個綽號是“上校”,這又是他的經歷留下的人生印記。小說的敘述人“我”是一個孩子,從孩子到長大成人,我不斷地回憶、觀看、講述這個“太監”或“上校”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講明白,“我”的視點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很多靠臆想推測,但也有不少的蛛絲馬跡,這就回到了麥家講故事的方法中。但是,這回卻是放在明面上,“我”是根據那些在明面上的事情來講“太監”“上校”的故事。

這部小說探究了一個鄉村青年如何卷入了20世紀動蕩不寧的拼殺的歷史,既成就了他的傳奇生涯,又在身上刻寫了恥辱的印記,最終唯有歸鄉的愛才有生之安放的處所。小說題名“人生海海”來自閩南方言,形容人生復雜多變,像大海一樣寬廣,什么事都要容得下,人生是要去活,而不是去死。

麥家說,他這本書是獻給父親,更準確地說是獻給父輩。他看父輩那代人,身上也是刻滿了恥辱,他們不只是有愛,還有恨,但他們都挺過來了,活下去的信念是他們能夠穿過時代的精神源泉。

麥家是一個內省意識很強的作家,對于他來說,這一切都源自他的內心經驗。在他表示要獻給父親時,他的寫作一定是有他作為兒子的心理經驗,作為兒子同樣的“負罪感”。在一個對話場合,我首次聽到麥家說起他的兒童時期的心理經驗。十歲以前連續四五年他反復做一個夢,夢中總是飛來一只大黑鳥把他叼走,把他從村莊里帶走。顯然,他想逃離這個村莊。但這樣的逃離之路并不容易,更不美好,它一定是相伴隨著驚險和恐懼。小時候因為爺爺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他覺得自己“天生有罪”,但是要逃離這個村莊,就要有英雄的力量。法國的作家莫迪亞諾說,他是一個躲在影子里的人,麥家則像是要逃出那只大鳥的陰影。作家能把童年的經歷和內化的經驗轉變成他的文學,并且烙上印記,這也是麥家的獨特之處。他是一個有內心生活、有內心深度的作家。所以他的英雄都是要在黑暗里開辟出自己的道路的人,原來那是擺脫命運的逃亡之路。他早先作品里的人物容金珍、黃依依、瞎子阿炳等,都是這樣的人物。現在輪到這個“太監”“上校”。

這部小說用兩個支點來推動敘事進行,“上校”“太監”,“上校”“太監”。小說很少提到“上校”的原名,全書只出現兩次,一次是出現在小說第九十頁寫到的批斗會的黑板上,用紅白雙色粉筆寫著一排大字:“蔣正南批斗會”。另一次是小說第一百九十七頁寫到公安局來村里張貼的公告上。二次都是出現在政治斗爭的語境中,作為一個被打倒和斗爭的對象,他才獲得一個真名。而對于村里的村民來說,他并沒有真名,他是“上校”或“太監”。這兩個綽號帶有玩笑性質,如果說一開始是用開玩笑的方式,到后來就變得越來越嚴肅,越來越認真。開始像刀一樣在空中翻來翻去,但是到最后,你發現刀子落在了一個幽暗的地方。“上校”代表一種歷史,代表一種英雄的身份;“太監”代表個人,這是歷史刻寫在英雄身上的恥辱。這副牌一直在翻來翻去,小說開篇“上校”就已經是“反革命”,這張牌翻下去才是“上校”,有點像玩魔術翻牌一樣,“太監”其實藏在“上校”里面,“上校”是英雄也是恥辱,但內里還藏著更深的恥辱,“太監”是“上校”最不堪的恥辱。連“上校”自己都不敢面對的恥辱,他一直在隱瞞,害怕被別人看到。僅僅是懷疑小瞎子看到,“上校”就要弄死小瞎子。麥家在寫一個人深重的恥辱時,他有意用玩笑的筆法,甚至不惜用粗俗的玩笑的筆法來寫:怎么就沒有了家伙,或者據說刻了字在肚臍下。看上去一向嚴肅的麥家,這回要對人的痛點開玩笑,小說里面的玩笑開得有點讓你覺得受不了,但是你可以看到麥家就是這么來一手把小說逼到絕路上。他要把20世紀的大歷史中一個人的恥辱裝在粗俗的玩笑里,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那就嘗試一下生命是否可承受之輕。

小說越是往前推進,“太監”的懸念疑問占據了推動的地位,準確地說是破解刻寫在恥骨上的幾個字成為小說敘述的推動力。麥家的小說敘述可以歸結為牽引出一根線索,就在于他能在小說步步深入中聚焦于某個看似簡單的事相,把它抓住,反復掂量。麥家寫小說的特點在于此,直至抓住很簡單、很質樸的東西,他也就自由了,他可以讓它來引路,它把故事帶到哪里都可以。對他來說就是那種烙印的東西,它們是路標,可以引入迷宮。《解密》《暗算》《風聲》《刀尖》等,他都在一大堆障眼法之后抓住一種基本的東西,而后去行走,在黑暗中行走。因為他看不清道路,他的小說不給你看清道路,道路就在腳下,行走便形成了道路。當然,很大氣的小說是另外一種做法,我這里絕不是孰高孰低,只是風格上或者形式方法上的差異。像《白鹿原》《豐乳肥臀》那種小說是大路通天,畫卷般展開背后的歷史。但是麥家的小說是要抓住很小的東西,他在很小的路上行走。而且,他要摸黑行走。可以說《人生海海》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秉承了他早期受博爾赫斯影響的講故事方式,但是史蒂芬·金的陰郁和詭異已經完全退去了。同時也可以看到麥家把小說的敘述語言和視角放得更平、更近、更平易,也可以說放下了,放得更輕松了,不像原來拎得很高。就像提琴一樣,他原來在小提琴的中高音部演奏,現在有了大提琴的中低音區演奏。

《人生海海》里的故事曲里拐彎,明暗交替,若隱若現。小說一邊講述“上校”打日本鬼子的英雄傳奇,另一邊又寫他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左右逢源又在女人堆里眠花宿柳,正是后者,讓他身上留下恥辱印記。小說通過林阿姨的講述,寫到“上校”被解放軍俘虜,他作為外科醫生被解放軍繼續留用,他出生入死搶救傷員,在朝鮮戰場上,“上校”同樣英勇,奮不顧身,還救了林阿姨一命。按說“上校”是立下了赫赫戰功的。但他后來的命運卻是被打成反革命。國民黨也好,抗日也好,那些恥辱刻寫在他身體的隱秘部位,現在則是寫在明面上,甚至幾次以公告的形式寫上他的名字,把他推到斗爭現場會上,公開羞辱他。或者把他五花大綁關到黑房子里。這位叫作蔣正南的人,名字早已被人遺忘,開始還有人稱他為“上校”,后來只剩下“太監”。所有的人只對他隱秘的、恥辱的歷史感興趣,都想揭開恥辱的真相。結果他打斷看守他的小瞎子的筋骨,只好帶著老母親東躲西藏,公安部門四處通緝他,沒有安身之處。最后當然難逃人民法網,母親被判三年徒刑,“上校”則被公判大會宣判,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候,老瞎子領著小瞎子一伙人要扒開“上校”的褲子看刻在上面的字,“上校”瘋了一樣跑下臺。從此“上校”瘋了。

在那樣的年代,人們總是能把最大的惡意表現出來,“上校”身上竟然藏著罪與恥的印記,這使很多人都想目睹真相。可憐的“上校”還想掩蓋罪與恥。麥家在寫“上校”的罪與恥時,會讓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庫切的《恥》。庫切的《恥》是個人的恥,是個人在生命經驗中遭遇到的一種破碎。在麥家的《人生海海》里,我們看到是20世紀的歷史怎么鐫刻在一個人的身體上。所以把它打開來是那么困難,因為那里面太幽暗了。這樣的歷史已經難以書寫下去,麥家也不愿意再去書寫慘烈的故事。麥家筆鋒一轉,一年后,一個女人來認瘋掉的“上校”,她就是和“上校”在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中一起戰斗的女軍醫,“上校”管她叫“小上海”。二個人出生入死,上校救過“小上海”的命,“小上海”也是歷經磨難,竟然在這個時候找到“上校”,要與“上校”成婚。“上校”與“小上海”的故事,卻又散發著短暫的英雄主義故事,“上校”的英雄豪情對他后來的遭遇卻是一個諷刺。“上校”的人生在他的瘋掉的日子里有了轉機,愛降臨到他身上。“小上海”就是后來的故事的講述人林阿姨。毫無疑問,林阿姨就是觀世音重現。

小說出現的如此的轉機,如何理解?當然,麥家高超的敘述技巧會讓講述在不經意間出現轉機,轉得自然而然,不知不覺。愛和光亮是一點點滲透出來的,是從里面、從黑暗的中心透出來。

不如此,又如何呢?蔣正南的上校史、太監史都是恥辱史,那樣的歷史只能被隱瞞,不能見天光。他也因此只能打光棍,不能有婚姻,他的一生也只能與愛無緣。這樣人生怎么辦呢?他如果要活下去,只能深藏歷史,不去面對。也只有那一天,他瘋掉了,愛降臨了。其實愛曾經降臨到的身上,那位女軍醫“小上海”還苦苦追求“上校”,不想“上校”不能接受她的愛,他的恥辱不配有愛。只有等他瘋掉,不知世事,愛才能給予他。或者他返老還童,已經老年癡呆了,八九十歲,如同五六歲孩童,他才回歸平靜,愛來到他的身邊,但與他有多少意義呢?

如此無法終了的人生,總要有一個解決方案,總要有一種放下。“人生海海”這句話,或者說這個書名,就是往低沉走的,往大的地方要放下的。小說的后半部分或者小說的結尾部分,歸家和愛的到來的處理多少有些令我意外。這與麥家過去的小說手法有點不同,他過去并不尋求明朗的解決,甚至一直硬到底。現在,麥家這里開始放松了,他也尋求歸家、和解和愛,用愛來和解。因為20世紀的歷史刻寫在一個人身上的恥辱太重了,他不能面對,甚至都不能給別人看到,任何人都不能看到,他愿意就此終結自己的人生。在那幾個字的上面,他在罪和恥上面,已經終結了他的人生。那怎么辦?那除了說唯一能夠救贖的就是愛與和解,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去面對了。對于20世紀的歷史來說——對于這個按巴迪歐的說法,這個“短20世紀”,充斥了太多的戰爭和動亂,生長于這樣的歷史中,每個生命都經歷了沖擊磨難。對于“上校”或“太監”來說,他是沒有辦法將生命再展開的,他的生命已經被歷史終結了。所以他最后退化成一個兒童,林阿姨說,你把他當成五六歲的兒童就行了,他已經沒有辦法面對他的歷史。很顯然,麥家還是想給上校一點最后的溫暖。出現了那個“林阿姨”(就是戰場上的“小上海”),過去沒有實現的愛,現在亡羊補牢,都是劫后歸來,同病相憐,也只有這樣相濡以沫了。是林阿姨用文身技術抹去了昔日讓他屈辱的幾個字,她在上面文了一幅畫,那是一棵樹,樹上垂著四盞燈籠。在“上校”去世前三年,林阿姨在抹去了原來刻寫了女漢奸名字的四個字,用鄉村的樹和燈籠的形象遮蓋了歷史的恥辱。不管這是否有效,歷史需要遮蔽,不是為了遺忘,而是無法面對。

《人生海海》似乎在昭示的愛會是我們生存的基礎嗎?人心之惡與人心之愛,是人的主體生發出來的主動性,還是被歷史和生活情境激發出來的能量?確實也是很難回答。不管歷史給人以多重、多深的恥辱,最終只能由愛來拯救。所以這部小說也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不管今天我們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我們過去的歷史,麥家在《人生海海》這里試圖提出一種觀點。小說的結局昭示我們:唯有歸家和愛,才有身體和靈魂安放的處所。這種愛是什么樣的一種愛?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只有不幸的家庭才有各自的不幸。套用這種句法,或許可以說:恨其實只有一種,所有的恨的類型都是一樣的,都是至死的恨;恨只有一個面向,面對死亡的向度。只有愛是千變萬化的,愛是無窮無盡的,任何一種愛都可以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小說最終還是寫出了一種愛。盡管“短20世紀”似乎關閉了,福山宣稱“歷史終結”,然而,更多的馬克思主義傳人并不相信“歷史終結”這種說法,在90年代初,福山遭遇到猛烈的批判,德里達就寫下《馬克思的幽靈》加以批駁。德里達就聲稱,歷史沒有終結,歷史不會如此輕易地終結。也許20世紀并非像巴迪歐這個也是自詡馬克思主義傳人的哲學家所表述的那樣——“短20世紀”,或許歷史會傳奇般地重新被激活,更恰當的表述,可能是“漫長的20世紀”。那樣的話,“愛與和解”如何面對這樣的“漫長”呢?這是未來需要麥家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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