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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郁達夫之死新探

來源:文匯報 | 王琪森  2019年10月28日09:46

近年來,我致力于研究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海派書畫篆刻名家錢瘦鐵幫助郭沫若歸國的歷史事件。按照日本立法規定戰后啟封戰爭年代部分軍方、警方絕密文件與檔案的機會,當年被遮蔽的歷史真相得以解密,不少撲朔迷離的問題得以解讀,其中就涉及了著名作家、革命烈士郁達夫之死的歷史懸案。

日本警視廳《日支人民戰線諜報圖》

日本東京法院1939年9月13日對錢瘦鐵的三審判決書中文翻譯影印件

郁達夫因從事抗日工作而上了日本警視廳黑名單

1937年7月24日,郭沫若在錢瘦鐵等人的幫助護送下,秘密從日本神戶登上郵輪“皇后”號歸國。為此,日本警視廳于8月7日逮捕了反法西斯抗日諜報戰士錢瘦鐵等人。據戰后揭秘的日本《外事警察3·昭和12年(1937)》載,日本警視廳于8月10日破獲了一個由中日雙方反戰抗日人員組成的“日支(中)人民戰線”的諜報組織,并繪制了一份頗為詳細的《日支人民戰線諜報圖》。在這份被塵封了幾十年、而今亮相的諜報圖上,著名作家郁達夫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而且他垂直聯系的正是旅日的郭沫若及金祖同(郭沫若的學生)。

由此來看郁達夫之死,也許從這張《日支人民戰線諜報圖》中可獲取有價值的信息。1945年8月29日,流亡印尼蘇門答臘西部市鎮的郁達夫在家中被人帶走。盡管8月15日日本天皇已發布了投降詔書,但9月17日,日本憲兵還是將郁達夫秘密處死于蘇門答臘的叢林深處。日本憲兵為何要對郁達夫痛下殺手?這就涉及到了郁達夫長期以來的反法西斯抗日生涯。

郁達夫與扶桑之國日本是頗有歷史淵源的。1913年,17歲的郁達夫就隨長兄郁華東渡日本留學,先后就讀于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并開始小說創作。1921年,郁達夫與留日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等成立了著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郭沫若出版了詩集《女神》,郁達夫出版了小說集《沉淪》,均成為新文學運動的經典之作。1922年,郁達夫從日本回國后先后執教于北京大學、武昌師范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1928年后到上海主持創造社的出版工作。同年加入“太陽社”,主編《大眾文藝》,并和魯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4年任浙江省政府參議,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并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同年11月,郁達夫訪問日本,與日本文學界反戰進步作家頻頻會晤,引起了日本警視廳的注意,上了其黑名單。后來他到早稻田大學演講時,憤怒而激烈地抨擊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東三省的入侵,被警視廳強行縮短行程而勒令回國。此后,他抱著“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的信念”,在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1944年,郁達夫懷抱兒子郁大亞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留影

郁達夫參與了幫助郭沫若歸國的諜戰行動

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吹響了全民抗戰的號角。日支人民戰線的中方具體負責人錢瘦鐵與金祖同,以及日方負責人田中中夫與佐野袈裟美等開始幫助掩護郭沫若回國,郁達夫則在國內進行聯絡策應。當時的日本警視廳對郭沫若進行了憲兵與便衣的雙重監視,郭沫若就在《我是中國人》一文中說:“我的行動以后一直是受到了兩重監視:一重是刑士(便衣),一重是憲兵。”再加上還需要瞞著妻子及兒女等,郭沫若的歸國之路可謂困難重重,危險多多。盡管由錢瘦鐵負責的幫助郭沫若歸國計劃于7月10日就啟動了,但在7月20日還未最后敲定。郭沫若由于諸多問題沒有落實,如國民政府對他的通緝令還未正式撤除、出走及安撫家屬所需的大筆資金尚未落實等,因此一直處于猶豫不決的狀態。正在這關鍵時刻,負責國內聯系的郁達夫給郭沫若寄來了兩封至關重要的信,一封信曰:“沫若,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日今強鄰壓迫不已,國命危在旦夕,大團結以御外患,當系目今之天經地義。”另一封信謂:“沫若兄,南京蔣氏有意招兄駕回國,我已先去說過,第一,要他們辦好取消通緝手續,第二,匯大批旅費去。此事當能在十日內辦妥”[殷塵(金祖同)《郭沫若歸國秘記》]。通過以上兩封信,可知郁達夫作為日支人民戰線的成員,是參與了幫助郭沫若歸國行動的,并且擔任著高層聯絡員的身份。

從郁達夫當時的身份來看,他不可能直接與蔣介石發生聯系,當時主要是通過國民軍事委員會直屬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給郁達夫指令的。該所主要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展開情報工作。王芃生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1916年留學日本,和郭沫若、郁達夫均是東京帝國大學同學,后又與郭沫若一同參加北伐。他是日本問題專家,多有專著,曾任駐日大使參事。

1937年全民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命他組建國際問題研究所,該所對日本偷襲珍珠港等重大情報均作了準確的預測與及時傳遞。王芃生還是日支人民戰線諜報組織中方的領導者,殷塵(金祖同)在《郭沫若歸國秘記》一書中寫道:“他(錢瘦鐵)告訴我他在(1937年)五月里回國的時候,在南京遇見了王某某(王芃生),知道這時國內國共合作的聲浪已漸漸地高了,王某某在最高當局面前提起過鼎堂(郭沫若)先生。”由此可見,郁達夫信中所提的“因接南京來電”,應該是王芃生。而郁達夫1936年11月赴日時所頻繁接觸的日本反戰左翼作家如田中中夫、佐野袈裟美、岡部信次等,都系日支人民戰線的負責人及骨干。惟其如此,一個從未被披露或是揭曉的歷史懸案浮出了水面,即作為著名作家的郁達夫,在民族存亡的嚴峻時刻,英勇地參加了抗日諜戰工作。為此,日本軍國主義者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將他在1936年11月提前驅逐回中國。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視廳的情報收集及偵察能力也是很厲害的,據戰后揭秘的日本警視廳檔案記載:1928年2月25日,郭沫若為躲避國民黨通緝,在相當保密的情況下悄然在上海匯山碼頭登船離開上海赴日本。幾乎同時,日本在上海的密探就將郭沫若赴日的情報發給了日本警視廳,即新揭秘的日本警保局編《外事警察概況·昭和12年篇》中的《上內警發秘第七十四號雪懌事務官通報》。由此可知,日本警視廳對郁達夫參加反戰的諜報工作情況是相當清楚并對此立案的。

左起: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郁達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郭沫若歸國后,即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廳長,郭即邀請郁達夫參加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郁達夫同時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及《抗戰文藝》編委。郁達夫還曾作為特使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臺兒莊勞軍。1938年,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赴新加坡擔任該報主筆,發表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他還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新加坡被日軍占領后,1942年6月,郁達夫和胡愈之等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亞公務市,郁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酒廠作掩護。日本憲兵發現這個“趙廉”能講能寫日語,遂脅迫他當了七個月的翻譯。郁達夫在此期間救助、掩護了大量文化界抗日人士及當地居民。由于漢奸告密,日本憲兵開始注意并調查郁達夫的真實身份,郁達夫不得不轉移流亡到蘇門答臘島西部的小市鎮巴爺公務,1945年8月29日晚被人帶走,9月17日被秘密殺害于當地叢林。

郁達夫之死作為一個歷史懸案,歷來說法頗多,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寫的專著《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早在1966年他就開始了對郁達夫流亡南洋生活的研究,他曾到印尼蘇門答臘等地作了實地調查,后終于找到了當年下令殺害郁達夫的日本憲兵班長,他承認是他下達了命令殺害郁達夫。這個憲兵班長所說的下達命令,應當是轉達命令。他一個小小的憲兵班長,是不能操生殺大權的,無疑是他上司下達的命令他轉達一下而已。至于為什么在戰敗投降后,日本法西斯分子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殺害這樣一位中國著名的大作家,鈴木正夫并沒有在書中回答。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日本戰后部分軍方、警方絕密文件與檔案當時尚未揭秘,因此,也無法解開郁達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前面說過,實際上早在1937年8月,郁達夫就上了日本警視廳的“日支人民戰線”黑名單,存有諜報檔案。其后郁達夫在國內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到新加坡后,他又成了南洋文化界抗日的領袖人物,日本軍方對其恨之入骨。新加坡淪陷后,他化名流亡到蘇門答臘,由于漢奸告密,日本軍方開始對他進行真實身份的調查,通過和日本國內警視廳的聯系,日本軍方掌握了郁達夫的相關情況。日本警視廳的情報收集是無孔不入的,據《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一期武繼平(日)在《“日支人民戰線”諜報網的破獲與日本警務對郭沫若監視的史實》一文中披露:“郁達夫這樣引人注目的人物當時兩次私訪須和田郭宅,金祖同1936年暫居市川時起就經常走訪郭家,自然會引起警方的注意。金雖然沒有言及在頻頻走訪郭宅時曾碰見過便衣警察或有過被跟蹤監視的感覺,但他的名字寫在警視廳所掌握的‘人民戰線運動及諜報網’黑名單上這是不可動搖的事實。”而郁達夫上黑名單也是不可動搖的事實。另據戰后揭秘公開的日本東京法院1939年9月13日對錢瘦鐵的三審判決書第四條裁定:“在日本亡命之中國共產主義者郭沫若,因支那事件爆發,國共提攜,對之逮捕令已撤銷,企圖回國,而窮于旅費,被告(錢瘦鐵)在日本與左翼分子多交游,歸國后可推進中日人民戰線運動,于同年7月22日在中國大使館,與郭沫若弟子金祖同約會,以500元托金充郭之旅費,并設法予以方便,使郭得于同月25日潛行回國。”由于此份判決書是針對錢瘦鐵的,因此沒有提及郁達夫。但錢瘦鐵與金祖同在中國大使館秘密約會的情報都被日本警視廳所掌握,所以郁達夫參與郭沫若歸國的諜報也在日本警視廳掌握之中。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早在1937年8月,郁達夫就上了日本警視廳《日支人民戰線諜報圖》黑名單的事實。

郁達夫自1945年8月29日晚被帶走至9月17日遭毒手,日本憲兵正是利用這20天的時間,通過調查,核實了郁達夫的身份。郁達夫不僅是位抗日諜戰的高層人士,而且是文化藝術界抗日宣傳活動的領袖人物,他還是中國著名的大作家,他在戰后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指控將產生相當重大的社會影響。因此,日本法西斯分子在最后時刻垂死掙扎,令郁達夫在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中倒下了。為此,著名社會活動家、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胡愈之曾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記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記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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