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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學》2019年第10期|任蒙:路過黎河塆(節選)

來源:《天津文學》2019年第10期 | 任蒙  2019年10月28日08:54

一個深秋的上午,風和日麗,山山嶺嶺的秋色中還散發著綠意。

我們奔著“黎元洪”而去,但前方那個村落并不遠。

這次到大悟,朋友本來是邀請我們前來看烏桕紅葉的,卻聽說黎元洪的老屋就在附近,說去就去,就這么簡單。

當我準備鉆進車門時,朋友又補充了一句:拐過去看看,多不了幾公里,算是路過吧。

在山間公路上,我一路上都在思考這個人。

說起黎元洪,很多人都可能生發出一種莫名的怪誕之感,甚至潛意識里還有一種莫名的漠視。對黎元洪的這種認知和情感,皆源于他人生中的奇異經歷。

所謂奇異經歷,當然是他被人強行拽上都督大位那一次眾所周知的“巧遇”。至于他一生做過兩次大總統、三次副總統,這些令人聽起來心生敬畏的顯赫,只是他奇異經歷的“后果”,我曾經說過,這都是黎元洪“撿”來的。

時勢造英雄。

我們不難想象,當年黎元洪的大名怎樣借助武昌暴動的消息一夜爆紅。那會兒,天下人知道攝政王,知道北洋大臣,知道各地總督、巡撫,可這個黎元洪是何方神圣,沒有多少人聽說過。

百年之前的那個辛亥年,很多人不知道世上還有公元紀年,包括武昌軍營中那些正在緊鑼密鼓地策動發難的青年軍人,他們也習慣運用傳統歷法標記日子。最初,他們將舉義的日期定在8月15日,可在他們召集秘密會議的當天就出了意外,起義計劃泄露,只好推延到8月25日,也就是公歷10月16日。于是,秋高氣爽的武昌城像無數個平常的日子一樣,又度過了幾個死寂的黑夜,誰料在10月9日,漢口寶善里革命黨人又意外失事,暴動只好倉促發起。

一次又一次意外,導致這場震動世界的兵變來得毫無準備。

一切箭在弦上,卻沒有一個發起者;

暴動打響了,卻沒有一個作戰指揮者;

造反成功了,卻未能產生一個能夠代表新生力量的領袖人物。

很多史料用“群龍無首”這個成語來形容當時的局勢。暴動成功的熱血軍人,急需一個既有名望又有能力的人物出面為他們掌控大局。

軍政府誕生不到一個時辰,真的是一紙空白,百廢待舉,而朝廷必將對起義進行瘋狂鎮壓,很可能就是一場惡戰,軍情如火。因此,這個主事的人對于起義,對于革命局勢的發展,對于整個中國,說多重要就多重要。

情勢容不得那群年輕人從容權衡,從長計議,就像頭天晚上暴動的士兵沖上楚望臺軍火庫就地“拽”出吳兆麟擔任起義總指揮那樣,在初步組成軍政府之時,官兵只能選擇他們比較熟悉的軍中協統黎元洪。

在當時的中國,或可挑出一百個“黎協統”來,不排除有的人比他更合適,但遠水解不了近渴。

假如黎元洪沒有那次一步登天的“幸運”,我們今天也不會來尋訪養育過他的這個村塆。那樣,今天這里可能只有個別文史專家知曉黎河村曾經出過一個清軍將領,擔任過21混成協的統領,相當于現在的旅長。

那個黎元洪,肯定不是今天盡人皆知的黎元洪。

車子來到一片平展開闊的村邊廣場,廣場一側那座類似祠堂的建筑,一屋獨高,面積也很大,頗有氣勢,明顯不同于周邊的民居。“祠堂”青磚黑瓦,前后坡頂,四角略翹,體現出中國鄉村傳統建筑的風格。

這座“黎元洪故里紀念館”,好像是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時修建的。

今日看來,這個小小村落的自然環境固然宜人,但是,在那個并不遙遠、卻在時間概念上剛剛走出古代的19世紀六七十年代,黎家只有幾畝薄地,與許多莊戶一樣,只能在貧困中煎熬。黎元洪13歲那年,他在天津北塘從軍的父親將全家遷移到了天津軍中,聽說他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

所以,黎元洪留給故里小村的幾個故事,都是他13歲之前的事情,并且都與貧窮和饑餓聯系在一起。比如,傳說他牧牛時偷拔了別人地里的蘿卜,因為“一個坑一個蘿卜”,少了可不行,他就吃完蘿卜之后再把葉子插回坑里,頗能迷惑別人。

已經遠走高飛的黎元洪,成人后在北洋水師施展才華,最早曾經受到過李鴻章的提攜,后來又以自己誠實的品格和踏實的作風得到兩江總督張之洞的賞識,被委以監造軍事炮臺等重任,一再得到重用。在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之后,他也從南京被調回武漢,在軍事和工程建造方面尤受總督倚重,成為湖北手握重兵的核心將領,使他得以在自己的家門口逢遇千古事變,干出驚天動地的偉業。

暴動次日,當那幫年輕革命黨人準備禮請他們的黎統領出山時,湖北的軍政大員都早已出逃了,沒人知道黎元洪去了哪里。幾經打聽,才從一個伙夫那里弄清了他的準確去向,說他躲到了黃土坡21混成協一個參謀的家中,革命黨人是從參謀內室的蚊帳后面把他拽出來的。

但是,勝利之后媒體關于這段歷史出現了多種“版本”,讓人莫衷一是。一種版本說,他聽見革命黨人已經找到參謀家里,馬上要闖進內室,就從蚊帳后面順勢鉆到了床底下,是一個士兵把他從床下拉出來的。另一種版本的故事更加“精彩”,說黎元洪頭天晚上更換便衣躲到他姨太太黎本危那里,是其部下馬隊的一個排長帶著士兵找到姨太太的住處,聽見床下發出緊張的呼吸聲響,他們連看都沒看,就伸手去抓住他的雙腳拉扯了出來。兩個部屬將黎元洪從床底拖出來時,只見他頭戴瓜皮帽,身著長袍馬褂,滿身灰塵,渾身篩抖,嚇得魂不附體。這種“版本”講得有鼻子有眼兒,更是引人入勝。

原來,那天晚上黎元洪更衣逃匿,本來是害怕被亂槍打死或被憤怒的叛軍處決,很多人卻將他的這種舉動理解為躲避革命高位,這就使神圣的革命進一步增添了幾分滑稽和游戲的意味。

我曾經說過,黎元洪是一個意識深處都扒不出丁點兒革命影子的人,硬是被推上了革命領袖的位置。如果從黎元洪的本意來看,我給他下的這個結論是沒有錯的。任何社會變革,如果需要某些社會個體付出代價,那么,在其變革發生之前,絕大多數人或許都是處于這種心態,就像一堵墻擋住了一座村莊的出口,全村人都感到不便,都在抱怨,都很痛恨,但是都希望別人站出來將其推倒或劈開一個口子。

革命之前,黎元洪已經擁有高官厚祿,顯然屬于清朝官僚體系的既得利益者,對于是否需要付出重大代價去投身革命的問題,我相信他從來不曾思考過。然而,這種事變卻在他的眼皮底下發生了。或者說,本來他是很想回避時代浪潮的,但革命大潮的浪頭卻劈頭蓋臉地將他砸個正著,他無處可藏,無處可逃。

事實上,革命火種所以在他的部隊燃爆,正是因為有他這個難脫干系的“肇事者”。

黎元洪治軍很嚴,軍紀整肅,在軍中口碑比較好。但是,首義官兵看中他,是因為他平日知兵愛兵,寬厚對待部下,從不克扣兵餉,這在封建體制下的部隊里,尤顯難能可貴。更重要的是,他思想開明,平時表露的政治傾向贏得了官兵的敬重。有個士兵因為加入秘密團體而接到密信,黎協統看信中充滿隱語,知其性質嚴重,但他只是指令這個士兵回籍“養病”,并不追究。因此,武漢新軍中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的大部分成員分布在他的21混成協,每次出現“麻煩”,他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這些進步青年在他的部隊能夠半公開地展開革命活動。即使是部屬中出現剪去發辮的公然叛逆行為,黎元洪也是若無其事,甚至一笑了之。比如41標思想比較激進的學兵李佐清,竟然與自己頭上的辮子一刀兩斷,事情報告到黎統領那里,沒想到他不但沒有下令處置,反而送給這個學兵一副聯語:“免豕尾之訕笑,異文化之先機。”作為軍中高層帶兵人,他竟然還放出“剪發自便”這樣的話來。因為“喪失原則”,黎元洪有意無意為軍營里的革命志士充當了保護傘,也使他在官兵中贏得了很高的聲望。

這群年輕志士一定要請黎元洪出山,并非是慌不擇路,饑不擇食,而是他多少次的所作所為,留給官兵的印象是能夠信賴,可以托付大任于斯人。

……

任蒙,1955年5月出生于湖北廣水市,現居武漢。40余年來在各地報刊發表過數以千計的作品,出版有詩歌、散文、雜文、文藝理論等專集25部,其中以詩論詩的《詩廊漫步》曾多次再版和重印;《任蒙散文選》再版3次。曾獲首屆“全國孫犁散文獎”唯一大獎、第四屆冰心散文獎、首屆“全國魯迅雜文獎”金獎。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為湖北大學特聘教授,湖北警官學院、武漢商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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