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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建構新時代文藝評論形象

來源:文藝報 | 劉金祥  2019年10月28日08:10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年來,我國文藝評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和統領,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斷繼承中國傳統文藝批評理論優秀資源,積極借鑒近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成果,以高遠的基準、宏闊的視域、敏銳的視角、精準的研判、深刻的洞察和透徹的詮解,為我國當代文學藝術的發展繁榮撥霧除靄、破冰開路,成為我國文藝事業的重要一翼。特別是5年來廣大文藝理論和文藝評論工作者,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的要求,秉承公心、嚴守良知,崇德尚藝、激濁揚清,主動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基因與文脈,大力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和文論傳統,自覺追蹤當代中國文藝創作實踐和創作實績,深刻辨析新時代文藝思潮和文藝現象,竭力創新新的評論形式、評論載體、評論維度和評論話語,精心打磨文藝批評這把尖銳“利器”,創作了大量立意深遠、選題多樣、視角多元、手法多樣的具有較強說服力、感染力和引導力的評論作品,為文藝創作把握正確方向、遵循創作規律、滿足社會精神需求創造了有利條件、營造了良好氛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 文藝評論作為黨的文藝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領導文藝事業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手段,其無論是在探索文藝規律和促進文藝繁榮方面,還是在推介優秀文藝作品和甄別錯誤文藝思潮方面,抑或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時代文藝話語體系方面,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受多種因素影響,近年來我國文藝評論仍然是文藝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始終處于一種毀譽參半的尷尬狀態,而這似乎也成為一個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談:一方面文藝界自上而下地反復強調文藝評論與文藝創作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二者唇齒相依、相輔相成,堅持不懈地積極倡導文藝評論是文藝創作的鑒評機制和引導力量;另一方面無論是作家還是普通讀者,總有一部分人對文藝評論持冷嘲熱諷甚至怠慢漠視的態度,缺乏應有的虛懷和承納的雅量。個別作家藝術家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很少閱讀文藝評論著作、幾乎不看文藝批評文章,對文藝評論缺乏足夠的熱情、真誠和耐心。當然,就一些文藝評論家自身表現來看,也的確存在著可疑之點和可議之處,有人為利益所驅為金錢所惑,泯滅良知地拿學理當籌碼用聲名做交易,經常參與低俗炒作和庸俗捧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所批評的那樣“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有人放棄中華傳統文化立場,生搬硬套西方文藝理論和后現代主義話語,削足適履地解釋我國當代文學現象和文藝作品,尤其是回避風飛浪卷的時代生活,以枯燥書本衡量百年變局中的生動現實,在閉隘書齋中喃喃獨語;有人操弄不中不西、紛紜雜亂的學說觀點在文藝圈里大聲喧嘩、不停鼓噪,搞得讀者觀眾和作家藝術家們眼花繚亂、如墜霧里。更讓人難以理喻和無法接受的是,面對當下文學藝術發展喜憂參半的客觀情勢,文藝理論界經常默不作聲,文藝評論界往往集體失語,文藝理論家對新時代文藝發展主要癥候缺乏深入思考,對文藝創作基本規律缺乏深度闡發;一些文藝評論家對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文藝創作重大成就和主要缺憾缺乏客觀評估,對一些講述中國故事、摹繪中國形象、傳遞中國聲音的主旋律作品缺乏多向度解讀和深層次評判,缺乏高屋建瓴地對新時代文藝審美風尚進行悉心梳理、高度提煉和理性概括,沒有全面地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的要求落到實處,從而導致當下文藝評論失去應有的品格和價值,陷入方位錯亂和價值迷失的窘境,難以有效地對新時代文藝創作發揮引領作用和導向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當下,盡管文藝評論弱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文藝評論并未就此匿跡消亡,近年來一些文藝評論刊物如《中國文藝評論》《中國文學批評》《長江文藝評論》等陸續創辦和眾多文藝評論活動的相繼開展,就是文藝批評仍然健在和依然活躍的鮮活例證。即使如上所述有些作家藝術家所申明從不看文藝評論文章,但事實上對關于他自身作品的文藝批評還是蠻留心很在意的,這也表明文藝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還有其存在價值,只是由于違心之論過多和不實之詞過濫導致當下文藝評論總體口碑較差、形象欠佳而已。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專家學者明確指出,我國文藝界之所以缺乏理足旨豐、境闊意深、辭新質佳的文藝理論著述和評論文章,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中國文藝評論的話語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文藝理論家和文藝評論家們的美學知識譜系還不夠健全,審美鑒賞能力還比較單薄,這一結論絕非空穴來風、無的放矢:五四以降中國現當代文藝起步伊始,其時文藝評論更多關注的是民主發展與科學進步等社會性問題,尚無暇顧及作為文藝批評堅實基礎的美學體系構建這一本體性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文藝評論尤其是左翼文藝批評,在本土很難找到一個相對穩定厚重且屬于中華文化的美學闡釋體系與表達范式,被大眾熟知的是前蘇聯“拉普”左傾主義的觀點與論調。現在回頭來審視那代文人學子,除了學貫中西的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魯迅、朱光潛、宗白華、陳寅恪、張岱年、錢鍾書、王朝聞、王元化等先生外,不難發現其他學者的文藝評論文本和表達策略,明顯受到蘇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其文藝評論文章陳述多于闡釋、冗敘多于解讀、陋見多于新論,缺少像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18世紀法國著名文藝評論家那樣厚重精深的美學知識儲備,缺少像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19世紀俄國著名文藝評論家那樣發掘文學內在本質和闡釋文藝基本規律的宏論卓見。尤其是彼時一些文藝理論家和評論家們熱衷于生搬硬套和簡單移植蘇聯文藝理論觀點,遠離本土文化,疏離傳統文論,于是他們所構建的文藝理論體系和美學話語體系顯得絕對化和淺表化,所寫就的文藝評論文章浮泛淺薄,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40年代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上述狀況大有改觀,至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文藝界徹底整飭和清理了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禁錮和觀念束縛,那種泛政治化的、大而無當的文藝評論逐漸淡去,文藝評論的應有功能和原初效用得以施展,文藝評論的戰斗鋒芒和理性力量有所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評論的成長與勃興既有久遠的文化傳承因素,也有深廣的社會歷史語境原因。隨著20世紀末21世紀初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文藝理論的蜂擁而入,文藝評論界的許多先鋒人士開始注目西方的理論觀點,開始關注和揭示文本中隱秘和繁復文學現象肌理的人文成因,這在客觀上預示著我國文藝評論迎來了一個以“隱喻”拓展張力的有利契機。但遺憾的是,眾多文藝批評家盲目地跟風追逐和機械地場外征用,就此陷入了單純的文本解讀和概念闡釋的誤區,忘記了構建中國文藝理論闡釋體系必須以本土作家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作為有力支撐這一根本原則,致使我國文藝評論同文藝創作的實際相去甚遠甚至南轅北轍,一些“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和“去主流化”的文藝評論甚囂塵上,文藝評論的擘畫力、解釋力和引導力大打折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明確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隨著時代生活創新,以自己的藝術個性進行創新。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營造積極健康、寬松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鑒”。新時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包括文藝評論在內的整個文學藝術,在新時代肩負著啟發人、鼓舞人、激勵人、引導人的重要責任與重大使命,可以說文學藝術是夯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精神基石和文化根基。新時代文藝評論是一種尋繹索解文藝創作的人文要義并從現代化這一深廣層面賦予文藝創作以新的素質的學術研究形態,其職能絕不僅僅是對文藝作品文本進行思想闡釋和藝術鑒賞,它還涵括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趨向、讀者的美學接受水平、文藝理論體系構建的經驗基礎、文藝史編寫中的作品定位等文藝本體問題進行總體估量和具體言說。換言之,我國文藝評論要想走出當下困境,既需要國家有關方面盡快改善以確立科學創作觀和正確審美觀為重點的整體人文環境,也需要文藝評論家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增強時代觀念和主體精神,還需要文藝評論界以建立科學的審美標準和評判標準為主旨,營造健康學風和健朗文風;更需要文藝理論界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新時代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經濟的內在聯系,順應新時代我國文藝發展遷變的總體趨勢,立足優秀本土文化,借鑒西方先進文化,在此基礎上努力建構一個對傳統文化遺產和美學范疇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新時代文藝理論闡釋系統。作為構建這一系統的主體,當代文藝理論家和評論家應從自我反芻、自我檢省、自我超越開始,針對文體邊界模糊、文本多重隱含、當下審美轉向、文藝界雜語共生等弊端和亂象,把文藝評論納入傳統文化研究的范疇,使二者在厘定價值取向和確定審美標準上結盟攜手,努力從根本上使文藝評論擺脫自我欣賞、自我循環的窘境與怪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新時代是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審美標準發生革命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借助文藝作品接通昨天、洞察今天、預約明天的時代。建構新時代文藝評論闡釋系統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起實現思想、審美、情感有機融匯的,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學理性文藝評論,借此重構文藝評論在作家和讀者中的尊嚴和聲譽。從技術操作層面來看,當前應注重把握以下四點。首先,應把媒體宣傳與文藝評論嚴格區分開來。在新時代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語境下,文藝的創作手段、傳播媒介和接受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報刊等傳統媒體,還是微信、微博等新興媒介,為文藝評論繁興提供了廣闊空間,為探索文藝發展規律、推介精品力作、提高鑒賞水平、修正不良傾向提供了多種機緣。但必須認清各類媒體的發聲助力,只是一種不提供價值判斷和審美認知的輿論推介,絕不能完全替代作為理性表達的文藝評論。文藝評論文章的出籠問世,既需要評論者在沉穩平和心態中閱覽文本、研磨視角和提煉觀點,也需要文藝評論家結合當下審美趨勢和征兆,以開放姿態融入“互聯網+”等新媒體語境,同時積極研究和利用新媒體,引領網絡話語權,打造和構建線下和線上、現實和虛擬相結合的全方位文藝評論平臺。如果希望文藝評論立馬跟進、迅速發聲,那么文藝批評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急功近利,不可避免地出現功能性缺失和結構性紊亂。其次,文藝評論是一種理性闡釋而非感性裁斷。盡管我國已經進入思想觀念新變和人文環境煥然的新時代,但無論是讀者觀眾還是傳媒記者,總有一些人以為文藝批評就是簡單的是非判斷與好壞裁決,就是世俗層面的高下鑒定和優劣甄別,以至于目前一些媒體上個人囈語般的“熱評”“酷評”鋪天蓋地,這些宣泄情緒的“熱評”“酷評”把文學藝術這一深奧復雜的人文現象加以淺顯化、簡潔化乃至粗鄙化,墜入思想的冰窖和精神的黑洞。而事實上,文藝評論與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其他領域的學術文章一樣,需要的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據、以理服人的嚴密論證和邏輯推斷,無論是闡釋作品思想內涵還是分析文本美學特征,都是文藝評論家個人的生命體驗和審美感悟,是他們對文學作品的精深觀察、深切感知和獨到分析,是他們以高昂的激情、超拔的智慧和敏感的心靈所進行的二度創作,一切缺乏人文底蘊、人文理想和人文情懷的世俗化理解,都會使文藝評論變得觀點平庸、思想灰暗、語詞晦澀和概念扭曲,都會使文藝評論走入以述充評、文不逮意、褒貶失當、結論偏頗的歧路,進而逐步走向枯萎與凋謝。第三,文藝評論應力求客觀公允而非主觀臆斷。文藝批評的公允性和說服力是建立在科學分析和理性評估基礎之上的,它生成于一個健康的文藝生態環境之中,任何一個文藝評論者既不能為了一己私利而罔顧事實、胡亂編造,也不能為了迎合市場需要而穿鑿附會、嘩眾取寵。近年來,文藝評論生態總體上與昔日相比發生了根本好轉,但仍然存在著或故作驚人之語或亂和稀泥的現象,文藝批評一旦放棄了褒優貶劣、激濁揚清這一基本職能,無疑就會落入偏見和成見的泥沼,難以成為新時代文藝百花園的建設者與守護者。第四,文藝評論需要找準揭橥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優秀的文藝評論家都應具備較強的觀察力、判斷力、甄別力和表達力,都應以開闊的文化視野圍繞優秀作品的某一方面或幾方面進行深度剖析,都應緊密結合時代、特定情境透析文藝作品,而不能用文藝作品去附會時代附庸時代。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剖析了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的內在關系,明確闡釋了新時代文藝評論的價值取向,鄭重厘定了文藝評論的評鑒標準,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文藝批評的內涵和界域,并真誠地期許“有了真正的批評,我們的文藝作品才能越來越好”。新時代文藝評論的持續健康發展,如同一部恢弘和諧的交響樂,需要多種樂器的合奏和多個聲部的共鳴,絕不意味著僅靠上述四維的美妙發聲,文藝評論就成為眾人交口稱頌的華章金曲,就完全能夠走出目前困境。但假若能夠沿著這一方向加以改進和修正,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塑新時代文藝評論的聲望與形象,而且對整個文學藝術的發展繁榮也將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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